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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我國造船業(yè)快速發(fā)展和國際訂單的不斷增多，涉外合同糾紛也越來越多。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是，在國際仲裁法庭上，我國的涉外合同糾紛輸多贏少。這里面固然有案件本身的原因，但對相關法律特別是英國法條款、內(nèi)容了解不深，對訴訟程序不熟悉等因素也不同程度上影響了糾紛的仲裁結(jié)果。如何扭轉(zhuǎn)這一局面？本刊記者專訪了擅長海事及海商事務法律服務的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WINTELL&CO）高級合伙人徐全忠律師。
記者：目前，在我國涉外海事糾紛中，哪些案件相對比較集中？
徐全忠：一般來講，海事涉外案件分為三種類型：（一）主體涉及國外因素；（二）當事人背景都是中國，但相關法律事實涉及國外因素；（三）訴爭的標的物涉及國外因素。目前涉案較多的類型有：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問題；海上交通事故如碰撞、擱淺或沉沒，或者這些事故所導致的油污問題；航運市場下滑所引發(fā)的造船合同糾紛等。
記者：簽訂涉外合同，應該關注哪些環(huán)節(jié)？
徐全忠：合同簽訂前、合同履約中、以及產(chǎn)生糾紛后,三個階段均需給予關注。訂約前,有關爭議解決條款,特別是軟條款一定要給予更多關注。實務中很多國內(nèi)當事人僅僅將重心放在商務而非法務上。但實際上,訂約前的準備工作最需細致入微,以避免簽訂不公平或者不利于國內(nèi)當事人一方的合同條款。
在訂約過程中，國內(nèi)當事人往往將買賣或造船合同中標的物涉及的金額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而忽視一些軟條款約定，這樣的疏忽會導致將來一旦出現(xiàn)爭議，解決起來就非常麻煩。其次，合同履約時，應及時并完整地保留相關材料證據(jù)。一旦涉及訴訟或仲裁，可解燃眉之急。如果以上兩點均有漏洞，糾紛產(chǎn)生后，一定要及時將問題跟進，不可拖沓延誤，可謂亡羊補牢之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法下和國內(nèi)的法律框架下，對于造船合同的定性不一樣。所以，一旦爭議發(fā)生，是否找律師及時跟進，都會影響今后爭議解決的結(jié)果。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在國外仲裁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原因有哪些？
徐全忠：文化意識上有區(qū)別。在搜集證據(jù)環(huán)節(jié)，我國當事人習慣以口頭形式交流，不善保留證據(jù)，從而導致在訴訟和仲裁中處于不利地位。如造船過程中發(fā)生了修改項目，未能按期交船，合同糾紛出現(xiàn)。此時，一些船廠對于“哪一方提出修改或由于修改產(chǎn)生的延期由哪一方來承擔”等問題，顯得過于粗枝大葉，一些船廠即便與外方進行了協(xié)商，也只是進行口頭約定，一旦進入到訴訟階段，細化問題時便會發(fā)現(xiàn)隱患多多。另外，一般仲裁都會適用英國法，在以往的案例中，我們發(fā)現(xiàn)我國當事人還暴露出對國外法律缺乏基本了解的問題，在履約中或簽約前又未征求律師意見，使得開局不利。還有就是在聘請律師的觀念上存在問題，國外對法律的重視程度相對較高，國內(nèi)當事人不愿把更多資金用于法律和對法律風險的把控上，這些均導致國內(nèi)當事人對國外訴訟或仲裁，出現(xiàn)輸多贏少的狀況。
記者：曾聽說有個別國外船東應用法律條款，制造合同陷阱，制造灰色地帶，雖不是普遍現(xiàn)象，但值得我國船廠注意。如何避免這樣的陷阱？
徐全忠：對于每一個合同條款,都要仔仔細細去看。至于“陷阱”一詞,關鍵是如何理解。說是陷阱，這些條款其實完全符合法律規(guī)定,但的確對某一方當事人不利,那就要據(jù)理力爭。舉例來說,合同條款的最后可能寫有,“一旦發(fā)生糾紛,雙方應當在倫敦仲裁中心進行”。這則條款中,對國內(nèi)船廠來講,以目前的國際仲裁案例來看,在倫敦仲裁的案子國內(nèi)當事人不容易占優(yōu)勢。所以,針對這樣的條款,一定要請律師從訂約時就介入,就可能對我們不利的條款進行商務談判,爭取到更有利于當事人的條款。
記者：標準合同也能進行協(xié)商嗎？
徐全忠：可以說，沒有一個合同是絕對標準的。很多當事人有一個誤區(qū)，比如一方提供了合同范本，另一方便不懂得去更改這些所謂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造船合同范本還是租約范本均可以更改。如“金康合同”，“紐約土產(chǎn)”等合同的不斷修改，恰恰說明標準合同條款也有不到位的地方。所以，當事人在簽合同時有權(quán)利對自己不利的條款提出異議。
記者：如何選擇合適的律師？
徐全忠：如合同約定用英國法，涉及國外仲裁，建議國內(nèi)當事人聘請對英國法律和中國文化背景均熟悉的律師，最好是中國律師和新加坡、英國律師合作的方案，這樣更加利于與當事人溝通，勝訴率也相對較高。而且對于當事人來講，與聘請純粹跨國律所相比，更節(jié)省資金，且效果佳。如德企在中國的案例，多會聘請有德國律師背景的律師事務所做法律顧問或咨詢。某些情況下，他們會通過德國律師的渠道統(tǒng)一把控。
記者：聘請中外合作背景律所的律師已經(jīng)成為一種主流趨勢了嗎？
徐全忠：不能稱為主流趨勢，但至少是一個亮點。相信這種中外強強聯(lián)合的成功案例會越來越多。未來需要時間積累。倫敦仲裁今日的地位，也是經(jīng)過多年和無數(shù)案例歷練而成就。目前，租約仲裁案例在倫敦仲裁很多且很普遍，而國內(nèi)仲裁和法律訴訟中真正涉及租約的并不多，所以實務經(jīng)驗積累和判決穩(wěn)定性都會出現(xiàn)問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很多船東喜歡把仲裁條款約定在倫敦。
記者：如何避免在倫敦仲裁經(jīng)常面臨不利的情況？
徐全忠：中國涉外案件，我首先不建議在英國仲裁，因為現(xiàn)狀就是不占優(yōu)勢。最理想是在中國，能保護當事人利益，但可能對方當事人不同意在中國仲裁，這種情況可以選擇第三國（或地區(qū)），如新加坡或香港。另外，時差和收費同樣是是切切實實的問題，也要將其考慮其中。
記者：您對我國船企有什么建議？
徐全忠：商場如戰(zhàn)場。不可能因為不懂法，競爭對手就會手下留情。從歷史上可以看到，希臘船東在海事海商法律上就是厲害的“玩家”，原因在于他們是從一個個案例中打官司打出來的，所以他們對法律問題相當重視。另外，有些當事人在簽訂合同的時候，認為有錢可圖就萬事大吉，完全不考慮其他軟條款的問題。但有時，恰恰是這些軟條款成為了致命條款，因為一時的漫不經(jīng)心，可能最后演變成步步驚心。所以還是要未雨綢繆。 （來源：中國船檢 ）
